中评社香港8月31日电／杜正胜在高中职校长会议上两度公开宣称“中华民国已不存在”，就他个人一向的行径看，倒不是太稀奇的事；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指出，令人不解的是，那么多高中职校长在场，竟然是一片沉默不语。是校长们一律赞同杜正胜的说法？或是慑于部长权威而不敢作声？
从杜正胜事后引述联合国决议文对其说法作了补充解释，可见他自知心虚；如此一来，更反衬出高校校长们甘于沉默之悲哀。台湾之存废，是何等大事，岂可听任一名狂夫信口胡言？更何况，台湾认同兹事体大，从教育的角度看，问题愈暧昧愈需要辩论，以明辨是非曲直。既然杜正胜敢宣称这是“真实与虚妄的战争”，却没人敢站出来和他对话，难道校长们皆不知杜所言正是彻底的“虚妄”？
社论表示，身为“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杜正胜竟宣称“中华民国”不存在，这不只是对宪政的挑衅，也是对教育论述的强暴。谁授与一个“教育部长”决定“国家”存废的权利？杜正胜选择在高中职校长会议上发表政治宣言，即是摆明了藐视校长们的尊严，更是料定了校长们没有向他质疑的道德勇气。对于一头冲进校园的蛮牛，校长们只是袖手旁观吗？
试想：即使在所谓的威权年代，台湾言论市场的蓬勃，也要比今天的批评能量大上许多，不同意见受到的尊重也要高得多。而今天台湾的言论空间，几已退化为仅剩两类：一是壁垒分明的名嘴评论，二是蓝绿政客的隔空叫骂；此外，没有对话交流的机会，也没有反省思辨的意图。这是台湾言论空间陷落的最可悲之处：信口开河和反覆其词，成为执政者与其亲信独揽的特权；批评和异议，沦为职业政客和职业评论家的日常生活；而一般民众乃至知识菁英，却被虚伪的民主玻璃帷幕隔绝在外，变成发不出声音及听不到声音的人。
社论指出，当杜正胜大言不惭地说，“连教育界都不敢面对什么是我国”时，他其实是在侮辱所有在场的校长；而他敢如此狂言，凭恃的只是自以为是的教长“权威”，而非掌握了什么伟大的真理。近几年台湾言论空间的急遽萎缩，一则与这类“新权威”鬼魅的再起有关，二则是受民进党塑造的强烈民粹氛围影响，使人民馁于表达不同意见。试想，若真有校长起而质疑杜正胜之主张，他当场可能受到的羞辱及事后可能受到之报复，恐怕难以想像。只消看新潮流从大鸣大放到被迫噤声的下场，即可知：这早就不再是一个可以察纳雅言或容忍异议的执政党了；但我们还要假装这是个民主时代，假装自己的沉默是金吗？
回顾当年，建构式数学推行了七年，弄到学生数学程度低落，教育界方才猛醒；数十万学生七年时光的虚耗，无人敢指建构式数学是“皇帝的新衣”，却是多少老师沉默自保所致。现在校长们对杜正胜的沉默，与当年教育界对建构式数学的沉默，如出一辙同样皆是教育界的悲哀。教育界的阶层威权，竟已将校长及教师们的道德良知摧残至如此地步。
希特拉一人不能成其为希特拉，除了纳粹鹰犬爪牙外，亦是多少知识分子的迷失及噤声造就了希特拉。许多追随希特拉犯下纳粹时代罪行的人，其实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包括执行犹太大屠杀的刽子手艾克曼，竟也自称是“根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们的问题，都只出在“遵命行事”及“默然不语”，思想家汉娜鄂伦把这种现象称为“平庸之恶”。世间很多大奸巨恶，皆是靠着平凡人的志愿合作而得逞；今日杜正胜之所以嚣张至此，难道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知识界与教育界的“平庸之恶”？
在舆论空间陷落的台湾，人们失去的不是说真话的自由，而是说真话的道德勇气。杜正胜之辈如此嚣张，可从校长们的喑哑中找到部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