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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意义绝不单纯。 |
中评社讯╱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寻求战略互信” 作者：李雪飞（北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博士
2006年12月14－15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对话，美方代表团派出了包括6位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在内的超豪华阵容。双方代表团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令外界对对话的成果抱有很高的期望值。行前美国政、商界纷纷表态施压，制造业协会表示首要目标是促使人民币升值，并且希望尽快看到“中国的进步”；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国会要求下发布报告，指责中国入世五年仍有许多重要领域未达到加入世贸的承诺条件；美国主流媒体也认为，代表团将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向中国全面施压，其中压迫人民币升值是核心问题，甚至有媒体称，美国将效仿20世纪80年代解决美日贸易纠纷的方式，与中国签订另一份“广场协议”，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减少美国创记录的对华贸易逆差。
但是从对话实际情况看，此次双方更多着眼于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寻求双边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构建。在对话中双方达成以下共识：中美将建工作组讨论开放中国服务业和引进竞争机制；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缔结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双方同意重启双边航空服务谈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关系的区别
首先，美国虽然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中国也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成员之一；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经济总量世界第四位、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发展中大国，具有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意志和能力。因此，在与美国进行对话和谈判时，中国只会在不危及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作出一定的让步。在上世纪美日贸易摩擦时期，苏联尚未解体，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完全依赖于美国提供保护，导致在重大核心问题上无法承受美方的压力。
其次，在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中，中美两国均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将本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纳入国际经济循环，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和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美国凭藉科技优势，特别是对国际机制的主导权，更是成为这一进程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每年从其主导的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一万亿美元，付出的成本只有500亿美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是符合彼此战略利益的。而当时日本在冷战格局下，撇开防务包袱，全力发展经济，利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市场，实现了经济腾飞。日本经济发展起来后，利用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市场，美国未能获得相应的利益。
最后，中国当前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且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限制，这一过程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两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不构成全面竞争关系。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贸易不平衡以及贸易问题政治化问题。而当时美日贸易摩擦领域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从最初的纺织品、半导体等低端产品发展到后来的汽车、电子产品等高端产品；且日本在多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超越美国，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上述中美关系的特点，可以看出美国对待中美贸易问题的处理方式和最后的解决办法都将不同于当年的美日贸易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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