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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號子文藝社”作品詩朗誦《我們都是打工的人》 |
長期以來，農民工的文化生活一直游離于主流文化視野之外。然而從今年開始，各地活躍著的民間打工藝術團開始漸漸進入人們視野。年初，北京“打工青年藝術團”被請到文化部電視春節晚會，演唱了自己創作的《想起那一年》，打動了許多觀眾。
前不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北京策劃了題為“我們在一起”的大型公益活動，為期一周的藝術活動試圖從藝術的角度探討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活動當天邀請了4支北京的打工藝術團:“打工青年藝術團”、“勞動號子文藝社”、“花旦”工作室和“打工妹之家”。其中，“勞動號子文藝社”的演出最為複雜，除了唱歌、朗誦打工詩人的詩歌之外，還演出了自編的小品片斷。然而，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勞動號子”的核心人員雷震——從農村走出來的博士，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現在某雜誌社任編輯。
在採訪中，記者發現，不少藝術家開始慢慢融入這些打工藝術團。有專家預言，隨著知識分子、藝術家角色與農民工藝術團體的融合，城市與鄉村、知識分子與農民工之間的平等對話將慢慢成為可能，並且有可能誕生一些充滿現實表現力的藝術作品。同時，這些打工藝術團大多都走過了三四年的發展期，由於缺乏資助，發展正面臨瓶頸。帶著這些思考，本報記者採訪了北京的“勞動號子文藝社”主創者雷震。
因為這兩三年組織和支撐這個民間打工者文藝團體，雷震的名字似乎總跟“勞動號子”文藝社連在一起。在經歷了幾個月的“閉關”創作和演出後，這個團體中的所有打工者又都得出去打工了。因為雷震和他的朋友所湊的近萬塊錢已經花完，再也湊不出來了。“國慶有人找我們演出，但找不出合適的人選，大家都沒有時間。”前一段時間因為“勞動號子”的響起而歡欣鼓舞的人們，最近可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但他覺得大家會堅持下去，因為大家都“有話要說”。
最重要是讓他們發出聲音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為什麼願意付出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支持這個團體？
雷震(以下簡稱“雷”):我從小就特別喜歡文藝，也是在農村長大的。我的切身體會是，他們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簡單俗氣，他們一樣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他們的精神世界比許多人想像的還要豐富純潔。我希望和他們一起，用文藝的方式告訴大家他們的故事，表達他們的內心感受，把心裏藏了很久的話說出來。現在很多關於農民和打工者的作品，脫離了他們生活，又低估了農民的審美水平，這些作品一味追求通俗或搞笑，深度和藝術美感都不夠。有些打工者有著很深的文化底蘊，可以說是藏龍臥虎。
回家過年時我發現，幾乎所有的親戚朋友還有同村的青壯年都出來打工了。他們會在一起講講自己的喜怒哀樂，在城市中生存的各種經歷。我發現，媒體對他們的聲音、他們的精神狀態有反映，但非常不足，並且有很多歪曲之處。我發覺他們的精神面貌沒有那麼灰暗，雖然他們有很多為難的事情。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直接讓他們發出聲音。
在目前這個階段，文藝團體還是很重要的一種方式。我們不能指望別人去描寫打工者，那肯定會有隔膜。現在對農民工生活狀態的題材，就是兩個基調，一個是憐憫，一個是歧視，而沒有把農民工當做一個人。我自己出生在農村，所以不會產生這種歧視的感覺。文藝作品要觸動內心，我們老百姓這個群體也要用優美的形式來表達生活內容。現在的打工題材也大都是寫個人奮鬥，我覺得這不是很重要，他們的精神狀態更重要。吳鋒剛寫的一些東西，比如他在一首歌詞中寫道:“秋風再起的季節裏/我碰見了你/我的農民兄弟/就像風中的落葉/你隨意地漂泊自己。”他只是表達我們的工作很辛苦，只是提醒你，也沒有譴責誰，這是一種優美地表達感情的方式。我們不是成天想著發財的，我們也需要精神層面的東西。
交出真實的自己很痛苦
記:你是怎麼去引導這些團員的創作和演出的？
雷:首先就是改變隊員模仿的心態。比如說陳穎剛到“勞動號子”的時候，拿來厚厚的一個筆記本。我們一看，是一個20多集的電視連續劇，原來陳穎寫的是一對大學生怎樣在學校相遇接著相愛的故事。很奇怪，因為陳穎初中沒上就出外打工了，根本沒在大學裏生活過，她寫的故事基本上是胡編，只不過是在模仿瓊瑤的愛情故事。我問她為什麼不寫自己打工過程中的故事，她也很奇怪地說:沒人願意看呀，現在不是都流行戀愛的故事嗎？我聽到這些話差點暈倒。這個打工的群體，背負著生活的酸甜苦辣，看到了多少人間冷暖，這之中該有多少故事讓人回味無窮啊，但連他們自己竟然都覺得沒有人對此感興趣，真讓人難過。
後來我讓陳穎寫自己看到的遇到的故事，她剛開始老覺得彆扭，動不動就寫不下去，原因是記在她心裏的故事像是一塊塊傷疤，寫出來很痛苦。她說寫一些與自己無關的虛構故事倒是很簡單，很快就能寫完，我就不同意，幾乎是逼著她堅持寫下去。慢慢地，她發現很多人喜歡這些發生在生活中的故事，直到創作話劇《外面的世界》時，陳穎已經能夠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故事，通過話劇的方式表達心聲。《外面的世界》演出結束當晚，陳穎發給我這樣的短信:“今天我的心很累很累，我們交出真實的自己很痛苦，但，我們不能因此而不交出自己。”
記:有沒有嘗試用一些方法或途徑改變他們的創作？
雷:輔導隊員看書很重要，但他們喜歡看什麼樣的書就要研究研究了。比如陳穎，她就不願意看和自己生活太遠的書，我根據她的經歷一下就想到了高爾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真的，陳穎和高爾基真有點像。陳穎本來可能被丟棄，因為生下來體重只有三四斤，懷疑活不了，而奶奶又把她抱回來了，對陳穎一直特別疼愛，這很像高爾基的奶奶。高爾基離開家出外謀生，看到底層人們的生活，陳穎也是這樣。後來陳穎在工廠裏總是逗別人開心，也和高爾基當時在工廠裏想方設法讓大家開心有著一樣的出發點，那就是覺得大家的生活很沉重無聊，應該想辦法改變一些，至少讓大家有一小會兒時間不是那樣沉重無聊。於是我就將高爾基的三部曲給陳穎看，她剛開始不適應，覺得外國人的名字太長了，記不住，還拗口，什麼什麼斯基，什麼什麼夫，慢慢才習慣一些了。
另外，還有演出方面，舞臺呈現方面等等。從劇本到舞臺還有很大的距離，我們是一直改下來的。
城鄉之間的心靈缺乏交流
記:我發現你們還特別喜歡話劇這種表演形式，而人們的既定印象是，打工群體喜歡歌舞。對於普通觀眾來說，話劇算是一種比較高端、比較小眾的藝術形式。
雷:原來我們演話劇是想投機取巧，因為有些有文藝特長的人，比如歌手、吉他手來了很多，但願意留下來做這種真實質樸的文藝表演的人很少。樂隊是做不成了，就想到做小話劇，做著做著就迷上了。我們發現，做話劇，演員之間，演員和導演之間，演員和觀眾之間，整個劇本和社會之間，都需要心靈的溝通和交流。沒有心靈的溝通和交流，話劇就毫無意義。話劇特別具有現場感，靠的就是每個上舞臺的人和每個進入劇院的觀眾，都把自己的靈魂敞開，進行洗禮和交流。我以前聽說，俄羅斯人特別喜歡看戲，因為俄羅斯人需要靈魂交流的時候，通常去兩個地方，一個是教堂，另一個是劇院。我現在明白了這個道理。
在中國，心靈的交流非常缺乏，而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心靈交流就更缺乏了。陳穎在一次演出時，感覺底下的都是大學生，一度感到他們可能不理解自己，就不太在狀態。但是，她突然想起我們說的，戲劇就是要把自己的感受交出來，於是就又找到感覺了。最後她發現她的表達得到了回應，大學生還是理解了她的一些表達，特別是她最後的補白很有感染力:“為什麼我讓座，這個城裏人不坐呢？她是嫌我們髒嗎？那些高樓大廈，那些寬廣的馬路不是我們建造的嗎？為什麼這些城裏人自己不讓座，還嘲笑我們讓座呢？在我那寬廣美麗富有人情味的故鄉，互相幫助不是天經地義嗎？我們與城裏人的心為什麼隔得那麼遠呢？”
記:聽說這些話劇都是團員們根據自己的經歷創作出來的？
雷:對。以《外面的世界》為例，我先聽陳穎講故事，看她的日記，然後提出一個創意、一個主題，選一些已經有的內容，再讓陳穎補充一些經歷，將這些內容連貫起來。然後於越就去協調大家完成舞臺展現。不能只是一個人大段大段地講，要互動，還要設計音樂、詩歌朗誦等。
下一步準備向政府申請資助
記:“勞動號子”已經走過了不短的日子，對於未來，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雷:比起專業的文藝人員，我們是遜色得多。但專業演員缺少現實生活經驗，而我們在這方面是強項，吳鋒剛出外打工有10年了，陳穎小小年紀就有6年的打工經歷，孫振師傅也有10年的打工歷史，他們都感受並思索著貫穿在生命中的城鄉劇變，他們自己的歌曲、詩歌、故事都展示著這個時代的風貌。這是真實的文藝，這個時代需要這種文藝，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需要這種文藝。相信這種文藝能夠讓每一個渴望心靈交流的人得到啟迪。
對於以後的發展，我們還有很多計劃。比如陳穎寫的一個20多分鐘的小話劇，我們想好好做一下，拍成一部DVD。因為他們很難重複去表演，一是沒那個時間，二是因為這是由他們的親身經歷改編，每演一次就是在揭他們的傷疤。
記:聽說你和朋友所湊的近萬塊錢已經花完，再也湊不出來了，這些困難如何解決？
雷:是啊，最大的困難是大家都要工作，很難有時間聚在一起排練。還有就是沒錢，人員不固定，時斷時續。但也有幾個人一直堅持著，我們的中心還在。“十一”有人找我們演出，但找不出合適的人選，大家都要去工作。困難雖然很多，但大家都感覺到要堅持下去。似乎有一個無形的聲音在要求我去這麼做，這是一個使命、一個事業，大家都有話要說。你看，我們一做，果然社會上的打工階層、知識分子、大學生們都覺得需要這個東西。劉大程就說，他提起筆來，幾千張臉、幾千個聲音同時湧到他的筆端，他要表達。
目前，除了自己湊錢外，下一步我們準備向政府申請資助。我們幾個有固定工作的組織者都沒辦法下決心把工作辭了，專門負責這個團體的運營，所以還沒能去申請。而吳鋒剛、陳穎他們有這方面的想法，卻擔心沒辦法去獨立管理。以後他們多學些管理經驗，就可以去申請了。
這個群體需要自我幫助
記者:豐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應該只是“勞動號子”文藝社最直接的收穫。它所產生的影響，遠遠不止這些。
雷:小的方面來說，他們在生活上、找工作上可以互通信息，朋友圈子也變大了，這也是一般社團能帶給大家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活動中視野開闊了，比如他們知道怎麼維護權利。孫振還打算辦一個《打工故事報》。他可以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其他人城市的生存法則，比如“要不到工資找誰”。在文藝演出之外，農民工首先要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這個群體需要自己幫助自己。
在農村，要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就會有親戚朋友來幫助，是有根的狀態，感情上有支持，那麼他們來到城市也應該有這種團體，給他們新的有根的感覺。他們通過參加活動發現自己能和這個社會平等地交流，發現適合於他們自己的價值，也獲得自尊。
專家解讀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王甯: 給他們同樣的文化權利
“勞動號子”這一事件反映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面貌。新生代農民工大都是初中畢業生，和老一代的農民工相比有更高的文化追求，他們越來越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重視精神生活，重視精神消費，有了文化生活的需求，組建“勞動號子”文藝社就是這種需求的反映。我們對農民工生活的認識一直停留在“工作很疲勞，收入微薄”上，但是這種認識應該與時俱進，他們不但是一種勞動力，也是有文化需求的群體。農民工的業餘生活大多很枯燥。
我們很多文化產品都是反映中產階級生活的，雖然也有部分反映農民工生活的電視劇，但目前收視率都比較低，這也反映了我們部分人漠視底層群體的生活，總是喜歡看中產階級的東西，比如白領們酸溜溜的愛情故事什麼的，而農民工的生活卻很少人願意去關注。我們整個文化產業對他們沉默了。如今，他們自發地起來追求，這很正常且正當。
像“勞動號子”這群人，也有可能逐漸成長為作家、寫手。我們應該給農民工以市民的待遇，給他們以同樣的文化權利。現在在市民權利上，他們得到的待遇是不平等的。我們的娛樂設施、圖書館是不是得給農民工優惠的條件？我們的文化產品，不能只關注成功人士，也要關注弱勢群體。我認為，我們的城市規劃就應該考慮到他們的需求。比如現在的一些文藝活動門票太高，他們沒辦法支付；他們工作的時間也較長，也沒時間看電視，更唱不起K，所以我們的政府、企業、社會要給他們提供這方面的條件。
但“勞動號子”作為農民工對文化需求的一次自發表達，並不能掩蓋其背後的深層次問題。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他們的基本權利能不能得到實現，工資是不是按時足額發放？衛生條件、安全保障怎麼樣？這些是最根本、最主要的保障，在這些權利得到實現的條件下，才能考慮其他權利。文化權利固然重要，但生存權如果得不到保障，這些東西都是空談。
本地經驗：中山市首個外來工業餘藝術團四年之“癢”快樂走過
2002年4月28日，中山市首個由外來工自發組成的業餘藝術團——三鄉工人業餘藝術團成立，這是珠三角地區為數不多的、成立最早的幾個農民工業余藝術團之一。
對比起北京的“勞動號子”藝術團，三鄉工人業餘藝術團的日子好過很多，第一年當地政府資助了5萬元，第二年8萬元，去年是10萬元。對比二者創作的藝術題材，三鄉工人業餘藝術團的很多創作都超越了農民工內心的個人抒發，顯得更為契合“主旋律”。藝術團還創作了大量的表現“和諧社會”主題的作品，連續兩年獲得了“中山市先進業餘文藝社團”稱號。
但今年，藝術團演出日程表上的安排比前兩年稀疏了很多。“沒辦法，藝術團沒有工資，都要自願演出，要利用團員們的工作之餘。今年，隨著附近幾間工廠安排上的變動，不少團員週末要紛紛加班。為此，我們推掉了很多演出。”眼下，團長楊成正在為國慶期間的演出發愁，10月1日至8日幾乎天天有演出，可是很多團員要加班，還不知道怎麼辦。
來源：南方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