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是執政黨，因而，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僑務工作也就不可能是國家政府行為。黨在這個時期僑務工作的內容和形式，都是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那一天起，中國共產黨就與華僑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繫。有人說：“華僑是中國共產黨的助產士”。我想，這個比喻不無道理。
　　
　　一、中國共產黨早期與華僑的聯繫
　　
　　（一）華僑與馬列主義的傳播
　　
　　眾所周知，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誕生了中國共產黨。而華僑僑居世界各地。有的僑居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的僑居在這些發達國家的殖民地和其他獨立國家；有些人就僑居在馬克思、列寧的故鄉。最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就是通過華僑實現的。這個問題沒有人做過特別的研究，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這幾年，我們對此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討。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幾個管道：
　　
　　1、日本管道
　　
　　美國華僑廖仲愷曾經以“淵石”為筆名，翻譯了《社會主義史大綱》和《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篇文章，分別刊登在《民報》第七號和第九號上。《民報》是同盟會在日本的機關報。這兩篇文章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雖然當時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或思潮來介紹的，但無疑對當時國內閉塞的思想界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李達、周恩來等都曾在日本留過學或逗留過，他們就是通過這些文章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
　　
　　2、俄國管道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這是毛澤東的一個形象比喻。怎麼送來的呢？不是一炮打過來的，而是通過旅俄華僑傳播過來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在歐洲戰場上有十多萬華工。上面我們說過，北洋政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集團成員，當時北洋政府徵募和派遣了大批華工前往歐洲戰場援戰。在這些華工中，有數以萬計的人參加了俄國十月革命的起義，在當時的蘇聯紅軍中就有華工團、華工營，華工連，都是由華工組成的。他們為蘇聯十月革命做出過貢獻。當時這些華工們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叫“旅俄華工聯合會”，列寧曾經還接見過這個組織的負責人，並讓他們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表，列席了共產國際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
　　
　　這些華工直接參加了俄國十月革命，親身感受了活生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俄國的實踐。也正是這批人，他們多次回國組織各種活動傳播馬列主義。他們運用集會、演講、報紙、刊物等手段來傳播馬列主義、宣傳十月革命，他們是最早提出中國應當“走俄國人的路”主張的人。旅俄華僑對十月革命宣傳的效果，從當時中國南方工人給旅俄華僑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證明。信中是這樣寫的：“當你們回到祖國，並開始在這裏，在你們祖國的兄弟中播下俄國革命的種子的時候，這將鼓舞他們起來進行共同的鬥爭以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這表明，中國工人階級對旅俄華僑宣傳俄國革命的回應和接受。
　　
　　3、法國管道
　　
　　在法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了中國。當時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和旅歐華僑創辦的《華工雜誌》、《旅歐週刊》、《華工旬刊》等刊物，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周恩來、蔡和森、朱德、趙世炎、鄧小平等一大批赴法勤工儉學的先進知識份子，在旅歐華僑尤其是在歐洲各國的華工中間開展工作，傳播馬克思主義，並通過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這三條管道的歷史事實，我們在學習中共黨史教科書時很少被提及。而我們在學習和研究僑務工作史的時候，必須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二）華僑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華僑也有很大的關係。1919年5月4日，以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為導火線，爆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這一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並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準備。五四運動以青年學生為發起，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並成為鬥爭的主力，商界、農界等各個階層均捲入到運動中去。同時，這場運動也波及到海外華僑社會之中，華僑以各種方式聲援“五四”運動，使其成為具有較大國際影響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
　　
　　中國共產黨建黨前期，共產國際曾派了一個小組來幫助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小組負責人叫衛津斯基。這個小組的成員就有旅俄華僑，名叫楊民齋，他既是小組成員，又是俄文翻譯。他1901年到俄國，不久就加入了俄國共產黨。這個小組到達中國後，首先來到北京。楊民齋通過他在國內的關係約見了李大釗，衛津斯基與李大釗具體商量了在中國建黨的事宜，很快就達成了共識。之後，楊民齋又帶領這個小組南下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在上海也很快就達成了在中國建黨的共識。這以後，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就在上海就成立了。楊民齋就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然後，楊民齋又北上，相繼幫助濟南和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中國正式建立共產黨組織之前，當時由張太雷為代表，前往蘇聯共產國際作過一次彙報，也是楊民齋陪同前往的。在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到了1921年的7月份，中國共產黨就正式成立了。
　　
　　我講這個過程就是想說明，華僑在中國共產黨建黨過程中的作用。旅俄華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過程中，起到的是溝通、協調、組織的重要作用。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在建立之初就是與華僑有緣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華僑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助產士。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1923年，在歐洲成立了中共旅歐支部，進一步加強了對華工運動的領導。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旅歐支部與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合作，共同領導了歐洲華僑聲援國內的反帝鬥爭。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中共派遣吳玉章、林伯渠等人在蘇聯遠東地區從事旅蘇華僑工作。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早期，由於党還處於幼年時期，力量還非常弱小，影響也有限。所以，還談不上有組織的僑務工作。但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一天起，與華僑就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繫卻是歷史事實。在當時可能的範圍內，黨已經在開展僑務工作了。
　　
　　二、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僑務工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一直是非常重視僑務工作的。但與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相比，重視的過程不一樣。
　　
　　中國共產黨成立，最初是知識份子起主要作用，包括海外華僑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後來，黨的革命重心是在農村。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就逐步地轉向中國的中西部地區農村。而中國的華僑主要產生于沿海地區。所以，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沿海地區的聯繫在客觀上就不是太密切。應該說，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的一段時間，僑務工作比較薄弱，至少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在這個時期有關僑務工作方面的歷史資料。這裏有客觀的因素，也有“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據說當年方志敏是比較重視僑務工作的，但具體的史實還缺乏考證。
　　
　　從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過程來看，我們黨真正重視僑務工作，還是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後期的延安時期。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從那時起，我們黨真正開始重視對華僑的工作。
　　
　　（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中，把廣大的海外華僑列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僑務工作最早見諸於中共中央文件，是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史稱《八一宣言》。同年12年，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要求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建立包括愛國華僑在內的、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都參加的“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八一宣言》和“瓦窯堡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僑務工作的宣言。它第一次明確地表述了我們黨僑務工作的主要思想觀點。即海外華僑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保護華僑的利益，無論是國內的利益還是國外的利益都要保護；歡迎華僑到解放區來投資辦企業。那個時候我們黨還沒有掌握政權，能控制的也就是解放區那麼一點地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黨也明確表示歡迎華僑回來投資。在這一政策的感召下，華僑在延安辦起了華僑毛紡廠、華僑制藥廠等企業。《八一宣言》和瓦窯堡會議表達的這些思想，是我們黨歷來堅持的僑務工作方針。
　　
　　1936年，也就是瓦窯堡會議的第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海外工作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僑務工作，這是個黨內的組織，由朱德同志為組長。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為了加強党對華僑工作和國際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1942年初，中央將原“海外工作領導小組”擴大為“海外工作委員會”（簡稱海工委），仍由朱德任書記，委員有朱德、葉劍英、何英、黃華等人。當時葉劍英是做具體工作的。國僑辦原彭光涵副主任當時也在海外工作委員會工作。
　　
　　（二）延安時期的海外僑務工作
　　
　　延安時期我們黨的海外僑務工作，主要是做宣傳抗日和在物資上支援國內抗戰的工作。當時在國外僑務工作中，鬥爭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華僑把一些支援國內抗戰的物資，是送給國民黨還是送給八路軍和新四軍。
　　
　　抗戰的爆發和西安事變的發生，最終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於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被統一整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部隊整編之後，海外華僑在運送支援抗戰的物資上就出現了兩個管道。國民黨主張，海外華僑支援國內的抗戰物資要由國民政府來進行統一調配使用。但其結果是，國民黨不但不把這些物資運送給八路軍和新四軍，還企圖利用各種手段扼殺八路軍和新四軍。當時我們黨在海外工作的同志，就要想方設法地把各種物資送到八路軍和新四軍手裏。海外僑務工作當時的這個行動遭到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反對。王明認為，這樣做是左傾機會主義的，抗戰物資應該一切服從國民黨政府的統一指揮和調配。這就是抗戰初期，王明否認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相對獨立性，推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服務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在僑務工作上的表現。党及時糾正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為當時的海外僑務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到延安時期的海外僑務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黨派廖承志同志到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後，中共與國民黨協商，在國民黨各戰區的某些大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所以，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西安、南京等地都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當時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同志，親自與香港英國當局交涉，於1938年初，在香港也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簡稱“香港八辦”）。“香港八辦”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機構，由廖承志、潘漢年負責，下設交通、宣傳、聯絡、僑務等部門，它是中共對南洋及西方各國華僑、進步人士進行抗日宣傳的重要據點，也是抗戰物資和人員能夠送往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重要通道。
　　
　　當時的“香港八辦”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廖承志提議經中央批准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這個組織的名義主席是宋慶齡，日常工作由廖承志主持，主要任務就是通過聯絡國際國內的抗日民主人士，進行抗日宣傳、爭取海外捐助、動員華僑青年回國參戰。當時的海外僑務工作很多都是以“保衛中國同盟”的名義在做，實際上也是“香港八辦”的工作。就像我們現在用“國僑辦”和“海協”這兩塊牌子在做工作一樣。當時“香港八辦”和“保衛中國同盟”也是這麼一種關係。“香港八辦”當時有以下這麼幾項具體工作：
　　
　　一是宣傳抗戰，創辦抗戰讀物。“香港八辦”創辦了華商報、華僑通訊和新文化書店，華商報當時在南洋的影響非常大，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通過新文化書店，中國共產黨向國外出版發行了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重要的著作。還派人到南洋去宣傳抗戰。
　　
　　二是接受抗戰捐贈，護送抗戰物資。當時海外的捐贈一律由香港大理銀行辦理，海外匯款匯到大理銀行，寫上廖承志的名字就能收到。後來由香港華帝銀行辦理，那就更方便了，當時華帝銀行的總裁鄧文天就是廖承志的親戚。有了“香港八辦”這個合法通道，海外捐贈的物資進入到國內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手裏就比較順暢了，不必再經過國民黨政府。
　　
　　三是接待和護送歸僑青年出入國境。通過“香港八辦”把海外支援抗戰的華僑青年護送到國內各解放區去；把國內經過培訓的歸僑黨員和青年學生護送出境，去做海外僑務工作。
　　
　　四是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國外招邀一些技術人才，包括醫生、護士、司機、技工等。招邀的人中不僅有海外華僑，也包括國際友人。白求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抗戰，還有科棣華、馬海德等這些國際友好人士，都是通過“香港八辦”進入中國內地的。當時中國的抗戰爭取國際的支持和國際友人的幫助，很大程度是通過僑務工作實現的。
　　
　　五是保護了大批文化人士。香港淪陷以後，有大批文化人士包括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等一批文化人士，都是“香港八辦”通過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採取措施把他們保護起來，妥善地把他們送到國內。當時“香港八辦”的工作受延安的直接領導，為抗日戰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延安時期的國內僑務工作
　　
　　抗戰時期的國內僑務工作，主要黨中央在延安對海外僑領的接待工作、充分發揮歸僑在抗戰中的作用的工作和僑務幹部的培訓工作。
　　
　　1940年5月31日，海外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訪問延安。那個時候，延安的僑務接待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朱德同志全程陪同，毛澤東同志親自宴請陳嘉庚先生。當時的所謂宴請，就是一碗白菜豆腐、一盤鹹菜，最“奢侈”的是還有一碗雞湯。非常簡單、艱苦，但陳嘉庚先生吃得非常高興。
　　
　　陳嘉庚先生還深入到歸僑青年中去座談，參加聯歡會、歡送會，還到陝北農村去看了那裏的民主選舉。考察完之後，在陳嘉庚的腦子裏，延安的情況與重慶的情況就產生了鮮明的反差。前方將士為抗戰在流血犧牲，延安這裏軍民團結一致、艱苦奮鬥，海外華僑辛辛苦苦、省吃儉用攢下來的錢用來支援抗戰。而在重慶，陳嘉庚看到的情況卻是歌舞聲平、貪污腐敗盛行。於是，陳嘉庚得出結論：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起初，在沒有來延安之前，陳嘉庚的看法是傾向國民黨的。他認為，中國的抗戰應該由國民黨來統一領導和指揮，海外華僑捐贈的物資也應該由國民黨來進行統一調配使用。到延安訪問之後，陳嘉庚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國共兩黨的看法。從此，他便積極地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開展的抗戰活動。
　　
　　1939年，僅延安一地的歸僑就有300多人。為了更好地開展抗戰時期的國內僑務工作，1940年，在黨中央的直接指導下，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從事革命工作的歸僑，在延安成立了“華僑救國聯合會”（簡稱延安僑聯）。同年3月和10月，延安僑聯分別召開過二、三次大會。當時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朱德、王明、張聞天、吳玉章等都到會講了話。會議通過了決議，成立了“延安華僑救國聯合會”，並通過了簡章。選出了以李介夫、謝生、馮志堅、餘震、楊晨五位歸僑組成的委員會，這就是“中國僑聯”的前身。當時中國僑聯的宗旨是，加強對海外僑胞的聯繫和宣傳、組織華僑回國參戰、參加邊區經濟建設和興辦各種企業。當時除了在延安有個中國僑聯，在國統區的上海也有個中國僑聯，會長是汪精衛，副會長是武士榮。國統區僑聯的宗旨是調和中日矛盾，實行的是投降主義的路線。
　　
　　延安時期的僑務工作還有一項內容，就是培訓僑務幹部。1942年延安“海外工作委員會”成立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培訓僑務幹部。當時“海工委”成立了一個海外工作隊，在延安抗大（抗日軍政大學）、魯藝（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陝工（陝北工學院）等院校中選調了39名歸僑黨員和青年學生，對他們進行專門培訓，準備讓他們去東南亞國家開展僑務工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宣傳國內的抗日局勢、動員華僑積極支持國內的抗日鬥爭。海外工作隊當時就是這三項任務。培訓歷時兩年，培訓的目的是要到國外去做抗日宣傳工作和抗戰援助的組織工作。但培訓完之後南洋已經淪陷，香港也淪陷，太平洋戰爭爆發，出國工作已經不可能了。這些同志就被分散到各地繼續做僑務工作。
　　
　　所以，國務院僑辦僑務幹部學校的歷史，如果從培訓僑務幹部的角度來追根溯源的話，應該從延安時期算起。不是從1955年“中僑委”僑務幹校成立時算，更不是從1986年僑務幹校複辦時算。由於僑務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比較強，我們党對僑務幹部的培訓工作歷來是很重視的。正式的僑務機構成立或複辦，首先想到的事情就是培訓僑務幹部。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党在延安的僑務工作是比較豐富的。既有海外工作、也有國內工作，並且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內容。解放戰爭時期由於時間比較短，也缺乏相關資料，所以也無法對僑務工作進行系統的研究。
　　
　　研究中國僑務，可以總結出一個共同點。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華僑對中國問題的態度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凡涉及到國內矛盾問題的，比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矛盾，包括後來的大陸和臺灣的矛盾，海外華僑也是分為兩派勢力、兩種觀點。但只要是涉及到民族共同利益、民族尊嚴的問題，整個的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大的整體。不能說其中沒有漢奸，過去有現在也有。但從總體上來說，整個中華民族的心還是非常齊的。因為中國人特別是海外華僑華人深深地懂得，中華民族在近代太受欺侮了。中國人的心絕對不能散，必須一條心才能使自己強大起來。只有中國強大了，華僑華人在海外的腰杆子才有可能硬得起來。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這樣，現在對待祖國統一的問題也是這樣。
　　
　　在抗戰時期，在大多數的華僑觀念中都有這樣的共識，我不管你們國民黨和共產黨有多大的矛盾，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這是第一位的，誰抗戰我就支持誰。中國共產黨當時正是顧全了這個大局，抓住了海外廣大華僑的這種心理，從而建立起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團結了一切愛國僑胞和友好人士齊心協力抗戰到底。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斷地發展壯大了自己。目前的中國，要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線也是同樣的道理。只要我們按照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走，就一定能夠把全世界的華僑華人都團結起來。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更加發展壯大我們自己的力量，最終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